北上广房价让年轻人有张床成问题

　　坚守还是逃离？正成为越来越多在“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的一道选择题。

　　当专家们还在从数据里论证“逃离北上广”是不是个伪命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活成本上涨对他们发展空间的挤压。为此，我们试图以北京为样本来探讨这一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房租价格已连涨42个月，北京市房租价格更是自2009年3月以来连续52个月上涨。9月，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3%，其中房租同比上涨4.5%。

　　飞速上涨的房价，对许多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买不买得起房，而是能不能有一张床的问题。居住成本的持续上涨引发了生活成本全方位的上涨，让“坚守”更加艰难，也让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越发遥远。

　　然而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在“北上广”的地下室里苦守打拼，还是在家乡的办公室里安稳地喝茶，两种选择，无所谓高低。然而“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如何对待奋斗中的年轻人，其意义却不寻常。

　　最近，北京市启动了7万套自住商品房供应规划，尽管其对房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中却可以见到，一座城市在与高房价博弈时屡败屡战的坚持。

　　虽然从数据上分析，由于地区差异，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但这些城市仍不可掉以轻心。毫无疑问，如果一座城市容不下奋斗中的年轻人的一张床，那么从长远看，这座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势必衰减，它的繁荣也难以走得更远！

　　(一)魏雪明：“逆袭”后，更明白奋斗含义

　　“拼了命、尽了兴，你才知道青春是什么”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一个钟楼。它们镇守在积聚了拥挤人群和复杂情绪的广场，迎来送往。

　　比如北京站。一对钟楼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耸立在那儿，一到整点，必会传来一段悠扬的《东方红》音乐和点点钟声。每天，有20万人听着这钟声，或迈入繁华的城市，或转身离开、踏上通往全新目的地的列车。

　　5年前，K602次列车载着22岁的魏雪明从山西来到北京。刚刚大学毕业的魏雪明在火车上颠簸了10个小时后站在了北京站广场，除了手里攥着的硬座车票，他几乎一无所有。魏雪明对那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记忆犹新，“当你站在皇城脚下，来北京之前那种虚无缥缈的自信心好像一瞬间崩塌了”。

　　5年之后，魏雪明写出了自己的逆袭故事：有了小公司，出版了漫画书，购了房、买了车。但只有魏雪明自己最清楚，那些个睡地下室、乘末班车的经历有多痛苦。如果不是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逐渐攀升的物价早就会逼他逃离北京。

　　刚来北京时，魏雪明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份广告设计工作，月薪四五千元。可年轻气盛的他很快就厌倦了，居然辞掉了工作。

　　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无业无收入的日子总是能让人感到现实的窘迫。2009年新年，魏雪明回到了湖北老家，试图找一份工作糊口。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同样的设计工作，在北京工资能有4000元，但武汉只有1200元，还得试用6个月，试用期工资800元。

　　魏雪明有些不甘心，“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带上简历和公文包，每天坐公交跑啊跑。”结果一无所获。于是，魏雪明又一次来到了北京。2009年6月15日，北京西站，这一天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一下车，就决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于是像广告片中意气风发的精英人士，举着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的租金是每月500元。第一个月还“住不起”地下室，魏雪明只得先租了一个月租金300元的床位。在那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内，摆放着4张上下铺，住了8个人，中间有张小桌子，上面放些锅碗瓢盆。“挤得有些走不动”。

　　房东有点“抠门儿”，六月酷暑，会把空调的遥控器藏起来，他们费力翻出后就开着空调睡着了，夜里又忽然被热醒，原来房东把空调的电源拔掉了。

　　室友跟魏雪明一样年轻。年纪最大的不到30岁，是一名厨师，发了工资就请大家吃饭。有一次，魏雪明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回来后，发现厨师做了饭，一桌子人都在等他。他已经不记得厨师做了哪些菜，印象中是些家常便饭，“都是素菜”，8个人坐在下铺，围着那张小桌子，吃了起来。

　　每天最晚下班的他，回到房间时经常已是深夜。这样的工作魏雪明并不喜欢，但即便是这样不如意的工作，在找工作之初也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能想象一个人长期没有工作的感觉吗？就像跟社会脱节了一样。”魏雪明当时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一份工作。他投了上百份简历，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看到别人苦，其实自己也很苦”

　　魏雪明得到了一些面试机会，但却难以逃脱“人家都看不上”的命运。学新闻的他想要找一份广告设计类的工作，但由于不能很好地证明自己，大大小小的面试结局无一例外是被拒之门外。“怎么就找不到工作呢？怎么就没人要我呢？”魏雪明很着急，他开始怀疑自己，“再小的公司只要给钱我都去。”

　　最后，一家只有4个人的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工作的地方离魏雪明的家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每天早上，魏雪明6点起床，晚上要十一二点才下班，有时末班车都开走了，只能打车回家，车费七八十元，这意味着他一天的辛苦算是白干了。在试用期那个月，魏雪明的薪水是2000元，平均下来，每天收入不足70元。

　　当时，即便没有任何娱乐开销，地下室的租金、伙食费、交通费等加在一起也压得魏雪明喘不过气，还得需要家里每月赞助1000元。

　　魏雪明回忆道，在之后漫长的租房生涯中，房租的价格以平均每年200元的速度在上涨。即便如今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他仍然租住在公司附近，每月房租1500元，而去年房租还是1300元。

　　地下室的日子尤其令他难忘，一条长长的走廊，拐来拐去，像迷宫一样。魏雪明也不知道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他只是看到许多的“老夫妻、小夫妻”，他们有时会在走廊里做饭，带来一种饭菜的香味混合着地下室酸腐气味的奇特嗅觉刺激。

　　后来魏雪明搬进了单间，房间里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他把行李塞进床铺底下，一个半米长可折叠的橘色小桌子搭在床上。那个冬天，魏雪明穿着羽绒服蜷缩在棉被里，那件羽绒服的领口因为长期缺乏清洗，已经由浅色变成黑色。

　　在被这个城市牢牢踩在脚下的地下室里，最令魏雪明印象深刻的是隔壁的女孩。大概连续两三天，魏雪明都能在凌晨1点左右“准时”听到隔壁传来的声音“快来看啊，这边打折！”因为房子的隔音效果太差，隔壁女孩的梦话就像在魏雪明耳边喊一样真切。他只在周末见过女孩几次，她个子小小的，干干瘦瘦，端着盆子在水房里洗衣服。“看到别人苦，其实自己也很苦，但不知道哪来的信心，我觉得自己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成功的信念比石头坚硬

　　也许是出于不安分的性格，魏雪明决定在北京创业，一边在原来的公司里上班，一边琢磨着创业的事儿。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开始进入插画行业。

　　魏雪明为创业做的第一件事是制作网站。“我发现行业内很少有自己公司的网站，大多是在博客上上传作品。我想，既然是要做个公司，要长期发展，那就做个网站吧。”脑中冒出做网站的想法时，魏雪明对网页制作一窍不通。他白天在公司下载教程，晚上回家边学习边实践。有时魏雪明在深夜研究三四个小时怎么做网站后，就到时间上班了。熬了3个晚上，终于把一个简单的网站搭建出来了。但有一天实在太累，他睡着了，迟到了几分钟，被公司罚款100元。月末，他带着打工这一个月赚的1900元和复杂的心情离开了。

　　2009年8月3日是魏雪明的生日，也是他拿着东拼西凑的1万多元钱开始创业的日子。那天，他的生日愿望非常简单：“只要公司不在下一个生日时关门就好。”

　　他买了3台电脑，花了四五千元，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在一次交了4000元3个月的房租之后，魏雪明手里只剩三四千元，刚好够给两位员工发工资。

　　魏雪明说他发小广告最在行。靠着混进出版社的QQ群里打广告，魏雪明接到了公司的第一笔务。这笔业务的收入只有5000元，但想把这5000元赚到手里着实不易。对方反复提出修改要求，“好像要让你改上半年才满意”。眼看第二个月要给员工发工资了，魏雪明身无分文，只能伸手找家人借了三四千元。“最窘迫的时候不是手里没钱，而是手里一分钱没有，还得给别人发工资”。

　　靠着发小广告的“宣传战”，魏雪明的业务逐渐走上正轨。后来他又招聘了两位员工，将公司搬到了南三环。创业那年年末，魏雪明的纯利润有三四万元。

　　第二年春天，魏雪明的公司已经达到20个人左右的规模，但他很快就遭遇了一场目前为止最为彻底的打击——公司的主管带着全部主力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公司。

　　上周五刚刚发完工资，新一周的周一，魏雪明去上班，才发现办公室空空如也，有个同事甚至还顺便带走了一个价值300元的绘图板。魏雪明病倒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病好后，魏雪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看到同龄的老乡已经在老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魏雪明有些懊恼。无意间，他在王府井图书大厦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看书，她身后的书架上，大部分图书都是魏雪明的公司绘制的。这让他信心大增。朋友在一次聚会时对他说，“慢慢来，钱不好挣。好挣的话，谁不都发财了？”一句简单的话令失落的魏雪明重燃信心。

　　他将公司搬到不远处的北京宝隆大厦，重整旗鼓。从地铁站走到宝隆大厦要经过一条300米的狭窄小路。路旁有烤羊肉串和炸臭豆腐的小摊，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房屋出租的广告。路面坑坑洼洼，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卷起呛人的尘土。

　　马路的另一头是北京的新地王，今年7月3日，这个地块以17.8亿元的总价被拍出，溢价率30.2%，业内人士预计，未来该地块打造的产品售价可能达到10万元/平方米以上。

　　就在这条路上，魏雪明独自蹬着三轮车，跑了三趟，一个人把整个公司搬到了地王身后的大楼。为了节省运费和组装费，魏雪明一整晚都没合眼。但那时候，他内心成功的信念比石头坚硬。

　　现在的魏雪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一年纯收入四五十万元。但他依然“睁眼闭眼都是压力”。为了支撑整个公司的运营，他一个月的支出有10万元，员工的工资占了绝大部分。此外，房租已由4000多元涨到7000多元，水电费1500多元，公司运行的成本逐年增加。

　　他在个人主页上写下：有人一辈子遭尽苦难，却毫无意义，有人经历磨难，却最终站上了人生的巅峰，突然顿悟，受苦的价值，取决于为什么而受苦。

　　就像魏雪明在自己的漫画里引用作家刘同的一句话一样：不要脸、拼了命、尽了兴，你才知道青春是什么，不然那只是一段日子罢了。

　　(二)姜轩：回到老家才有稳定生活

　　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他仍旧选择离开

　　天津人姜轩(化名)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回到老家当起了公务员。

　　姜轩说自己是“风险厌恶型”，他预感到继续在北京生活，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想用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去挑战，所以懦弱地逃离了”。

　　2007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姜轩开始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工作。由最初的票务专员，到项目助理，再到项目主管，到最后辞职回家，姜轩始终觉得生活不能称之为“稳定”。

　　“稳定的低生活水平不能叫作稳定。”在北京，刚工作时，姜轩住着房租600元的学校单身教师宿舍，筒子楼，单间，一人住。四五年之后，屋子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但这里的租金却已悄然翻番，达到1200元，而姜轩的收入却远没有随之翻番。他的主要开销是房租、吃饭、社交、旅行。他说自己那时候的工资“不吃不喝一个月可以买一部16G的苹果手机”。

　　姜轩也考虑过买房，但2008年时，已经“买不起”了，而结婚生子，必然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是狭窄的宿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就不稳定了”。

　　而且，姜轩的户口在天津。他朋友的遭遇给他提了个醒。“我的一个朋友和老公都在北京工作，收入中等，户口一个在河北农村，一个在天津，是集体户口。朋友今年怀孕，需要办理准生证，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都不能提供初婚初育证明，所以办不下来。三地‘踢皮球’，就差一个章的事，谁都不给盖。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办下来了，却又面临户口问题。小生命下个月降生，至今不知道户口怎么办”。

　　“小朋友降生后的户口很麻烦，不能随母亲在天津落户，因为集体户口不能给子女落户；北京更不可能；他们夫妇又不希望孩子户口落在河北农村。所以要想办法在天津买套能落户的房子。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后孩子长大了，在户口所在地天津还是在居住地北京上学？在北京，不知道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在天津，他们都不住在天津。所以，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就会爆发。我作为一个外地户籍的人，生活在北京也会有相似的问题，虽然京津两地很近，但问题依然在。”姜轩说，他在朋友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现在离开北京，这些问题就都消失了。在家里，姜轩不用付房租，不用买菜做饭，收入虽比以前要少一点，但“开源无望，可以节流”。公务员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稳定的上升渠道。

关键词：北上广,房价,蚁族,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