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实际应该说“河鲀”，是鲀科鱼类的总称。河豚是通用俗名。河豚在古代称为“鳍”、“鯸鲐”或“肺鱼”，还有很多别名，如气泡鱼、吹肚鱼、乖鱼、龟鱼、鸡鱼、抱鱼、艇巴鱼等等。河北、天津一带，则又叫它“腊(辣、蜡)头”或“腊头鱼”。
河豚的品种很多，已知的就有100多种(有说127种)，广泛分布于南纬45度和北纬45度之间世界各地的海水、海淡水等水域。如北太平洋西部：朝鲜、韩国、日本等国沿海均有东方豚属分布。我国沿海有54种，从辽宁到广东沿海有30多个品种。渤海湾曹妃甸海域的河豚品种有很多，比如虫纹东方豚、假睛东方豚、黄鳍东方豚、菊黄东方豚、墨绿东方豚、暗纹东方豚等，就是罕见的豹圆豚和刺河豚也曾有捕获。
(红鳍东方鲀)
(黄鳍东方鲀)
河豚是肉食性底层鱼类，主要以小杂鱼、虾蟹、贝类为食，偶尔也会摄食一些昆虫幼虫、水生植物叶片和藻类。
河豚有生殖洄游的习性。每年春夏之交，会从深海洄游到江河入海口，这些海水、淡水交融的地方，产卵繁育。有些品种，比如暗纹东方豚，还会游入江河甚至湖泊进行繁殖。
河豚又是一条很特别的鱼。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味道极其鲜美，被人们尊崇为“百味之王”。更有“不食河豚焉知鱼味，食了河豚百鲜无味”的说法。清代康熙年间，吴江人钮琇在他的《觚剩》里说：“味之圣者，有水族之河豚，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之玉面狸。”三味圣者，又以河豚为冠，排在前头。宋苏东坡也曾有“据其味，也值那一死”的评价(见宋代张耒《明道杂志》)。
可见，“百味之王”所言不虚。
河豚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以美味著称的同时，又身兼剧毒，自古以来伤人无数。经现代科学检验，河豚的毒为神经性毒素，其毒性为剧毒氰化钠的1250倍，只需要摄入0.48毫克，便会使人瞬间致命。为此，我国还曾于1990年立法禁止河豚流入市场(见《1990年11月20日卫生部第5号令——水产品管理办法》)。2016年，因为民间呼声日切和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日益旺盛，加上人工控毒养殖技术日渐成熟，才选择有条件地开放了红鳍东方豚和暗纹东方豚两个品种的人工养殖和加工，同时仍由国家严加监管(见2016年9月7日发布的《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厅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
因为河豚身上的剧毒，日本等国历史上也曾颁布相关禁令，禁止河豚食用或流入市场。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明令禁止食用河豚。
红鳍东方豚和暗纹东方豚，也是我国历来尊崇的两大主要河豚品种。其中红鳍东方豚更被人们称为“河豚之王”，日本称它“虎河豚”。曹妃甸区域，人们叫它“黑腊头”。红鳍东方豚也是曹妃甸海域的主要品种。
暗纹东方豚是我国历史上文人墨客吟咏最多的河豚。吟咏最多，是因为它主要以长江中下游以及长江入海口为集聚区。而这里，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人杰地灵，文采风流，名家辈出，暗纹东方豚从而占尽地利。实际上两相比较，暗纹东方豚较之红鳍东方豚口感稍逊，不及红鳍东方豚味道之美。
两大河豚品种，一个尽得天然美味之妙，一个备受文人墨客誉美，故而不分伯仲，尽占先机。
河豚的剧毒与美味相互映衬，又相得益彰。围绕着它的美味和剧毒，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传奇神秘的河豚文化，最远甚至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的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河豚有毒，食之丧命”。那时的人们，对河豚已经有了警惕的认识。2000多年前，吴地(江苏一带)的人们，还把白洁丰腴、鲜美异常的河豚精巢比喻成“西施乳”。对此，宋代孙奕的《履斋示儿编》里也有记载：“江淮有河豚，吴人目其腹腴，为西施乳。”晋代左思的《吴都赋》中，还描述了河豚的外表形象、体貌特征，并记录了河豚的烹制方法。唐代河豚传入宫廷，历史上就有唐玄宗曾经赐给李林甫河豚的记载，李林甫品尝过后，感动不已。可见当时已经有人准确认识并掌握了河豚的去毒及烹制方法。
但河豚毕竟身有剧毒，因为食用，仍然时有杀人。剧毒和美味纠缠碰撞，吃与不吃，一路争争执执。宋代，在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嗜食派和以梅尧臣、李公择为代表的反对派的激烈碰撞下，造就了空前对立、繁荣的河豚文化。梅尧臣说“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苏东坡说“据其味，也值那一死！”。李公择又说“河豚有邪毒，非忠臣孝子宜食。”结果是：激烈的争论中，河豚一下子成了焦点，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从而吸引人们更加热情勇敢地尝试和探索。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反而给河豚的美味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发展到今天，河豚菜谱已经异常丰富，真可谓琳琅满目、珠玉毕陈，令人不胜向往。
河豚文化绚丽多彩，河豚美味值得一尝。尤其是在今天，河豚毒素已逐渐为人掌握、为人控制，吃起来已经可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于那些一辈子没有尝试过河豚美味的人来说，损失不小，未免是个遗憾。著名作家汪曾祺辞世的那一年，还曾在他的《江阴漫忆·河豚》诗中写道：“鲜鱼脆膳味无伦，酒重百花清且醇。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