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四十年后 孤儿仍幻想母亲会突然归来

　　唐山孤儿被送育红学校

　　生活好每天午餐有肉

　　在陈秀敏成为孤儿的时候，出生仅3个月零2天的杜明艳也失去了双亲。她的母亲在地震中当场身亡，父亲本已跳出了所居平房的窗户，又跑回来抱杜明艳和姐姐，结果伤了腿，在送医途中大出血，也去世了。

　　这些后来由亲属还原的场景，成为双亲留给杜明艳最后的样子。对她而言，父母的样子更像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精神符号。

　　大地震，让包括149名3岁以下儿童的4204名孩子失去了父母，杜明艳正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当时，对孤儿的安置采取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同时并举的方针。河北省在石家庄和邢台建了两所孤儿学校(又称育红学校)；唐山将地直机关阵亡干部职工遗孤也集中起来，成立了育红学校；部分地区、工厂单位和敬老院也收养了一定数量的孤儿。其余大部分孤儿，全由亲属带养。

　　杜明艳和陈秀敏三姊弟，都被分到了邢台的育红学校。

　　登记入学名额时，陈秀敏的弟弟尚在乡下，大队只报了两个名额。有人劝小秀敏留下，让弟弟和妹妹去上学，但她非要跟着，并放言，“就算爬火车尾巴也要跟着。”

　　这是一个13岁的女孩，在猝不及防的命运中，保护弟弟妹妹唯一可能的方式。

　　好在三姊弟并未受到名额限制。在邢台育红学校，他们受到了令当地孩子艳羡的待遇和关爱。

　　大体是同一时间，杜明艳也被送到了那里。

　　石家庄和邢台的育红学校，分别安置了514名和247名地震孤儿。学校的教师、保育员、炊事员等人员，皆是从各校、幼儿园挑选的优秀和模范工作者。学校设有哺乳室、幼儿班、学前班，有小学各年级乃至初、高中。

　　“学校待遇很好，每天午饭都有肉，每季发一身衣服一双鞋，别说针线文具，就连女生的发卡和皮筋没了都可以去领。”陈秀敏说，在那个凭肉票、布票买肉买布的年代，这是外界孩子无法企及的。

　　除大孩子自己洗衣服外，其他孤儿的一切生活，都由专职的保育员料理。有的孤儿病了，老师们就领回家去，当自家孩子照顾。孤儿们一个个吃得白白胖胖的，身高只有150cm的陈秀敏，体重也达到了120斤。

　　作为最小的孤儿，杜明艳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因为长得又白又胖，她一直被称作“小苹果”。

　　孤儿敏感又淘气

　　最怕被人骂父母

　　破碎的亲情、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外界的宠溺，促成了育红学校的孤儿们敏感而淘气的心理。

　　据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了解，在陈秀敏的印象中，因为“唐山孤儿”脾气坏，又特别抱团，外面的孩子都不敢惹。孤儿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被人骂父母，一旦遇上，动手就打。

　　“我们脾气不好也与老师的宠爱有关。”陈秀敏坦言，她的脾气正是在地震后变得泼辣的。

　　一堂自习课上，有个女生与陈秀敏发生口角，对方骂了陈秀敏的母亲，陈秀敏上前就抽了对方一个嘴巴。老师事后让她写检查，她硬是不写：“我连检查俩字都不会写，她要再骂我，我还打！”

　　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学习上，孤儿们大多成绩一般，哪怕明知家里空无一人，还是忍不住会在上课时想家。陈秀敏一度觉得母亲没死，只是因为转出治病失散了而已，总有一天，母亲会回来。

　　“因为唐山孤儿淘气，我们小学毕业升入当地中学时，哪所学校都不要我们。”陈秀敏说，后来只好在一所小学里为他们开设了中学班，由小学老师任教。

　　孤儿们依旧生活在育红学校，影响他们性格的亲情、物质、环境等成因并未发生改变，因而陈秀敏的脾气仍在向暴躁偏移。

　　中学的陈秀敏戴了眼镜，为此遭到一名男生嘲笑，打又打不过。于是，她约了四名唐山女生，带着木棒，候在男生放学的必经之路上。五名“女汉子”追得这名男生连书包都不要了，直到男生求饶，她才将书包还给对方。

　　尽管对外凶悍暴躁，但对于弟弟，陈秀敏却展现出与一个姐姐不相符的温柔与耐心。自从双亲去世，这个女生就肩负起了母亲的使命。

　　无论喝水洗衣，还是要纸如厕，由保育员照顾的弟弟似乎更愿意依赖姐姐，陈秀敏也总耐心地一一满足。

　　陈秀敏在校上课的时候，小明艳也正经历着成长。由于不够学龄，她每天的任务就是三餐、午休以及与小班的孩子玩耍。

　　这让杜明艳直到8岁返回唐山时，才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回想起来，她不禁觉得可笑。

　　谈及自身和唐山孤儿敏感的习性，杜明艳坦言：“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物质上关照得太多，心理上又太过匮乏。”

　　“如有健全家庭不至于宠他如此”

　　地震五年之后，初中毕业的陈秀敏回到了唐山，一同归来的，还有小学毕业、无心读书的弟弟。妹妹还在邢台读初中。

　　18岁的陈秀敏面临工作。

　　为解决孤儿就业，唐山市决定，在每年的招工指标内优先安置孤儿，并尽量安置在有就餐和住宿条件的单位。安置工作后，各单位团组织还要继续关怀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恋爱婚姻问题。

　　陈秀敏先是从街道获得了一套住房，又辗转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成为一名护理员。她先是为截瘫病人做生活护理，后来又相继考上了护士和护师，改为负责病人的治疗。

　　期间，陈秀敏恋爱、结婚、生子，一切波澜不惊。

　　在陈秀敏的回忆中，弟弟一如既往地依赖她——今天交个话费，明天买双鞋，隔三差五打理各种琐事，甚至旷了工，工厂还得让陈秀敏帮助找人。连他结婚，也是陈秀敏每月定存15元，存了三年才凑够的钱。而弟弟自己每月的薪水，却常常花得精光。

　　有人说她不像姐姐，更像个母亲，连老伴王永森也劝：“啥事都惯着，啥时是个头？纵容反而害了他！”

　　陈秀敏一狠心，决定教育一下弟弟。

　　2011年的某天，弟弟开口向陈秀敏借两千块钱，陈秀敏故意说只能借一半。弟弟一赌气，再不理陈秀敏。

　　陈秀敏没想到的是，不久后弟弟就遇车祸去世了。愧疚、自责瞬间向她袭来，其中既有身为姐姐，对弟弟自幼孤苦的怜悯；又有作为家长，对其恨铁不成钢的怨恨；还有对自身大地震后无法掌控命运的无力感。这些情绪纠缠在一起，最终将她击溃——“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我也不至于宠他如此。”

　　她的头发一下白了，看上去一下老了十岁，体重也从120斤骤降到不足90斤。单位的同事，都劝她去看病。

　　这局面至少持续了三年，直到后来为儿子操持婚事和照看孙女，陈秀敏才因忙碌得以解救。三年前，50岁的她退了休。

　　由于儿媳16岁时母亲便去世了，陈秀敏对她又多了一份体谅：“我能体会她的感情，肯定不让她受我那种苦。”

　　在面对两岁的小孙女时，陈秀敏也是颇有耐心，一遍一遍地捡起孩子反复丢弃的玩具，这与她先前泼辣的个性形成鲜明反差。

　　难怪有人问陈秀敏：“你怎么像两个人呢？”

　　进入不惑之年

　　仍觉缺乏归属

　　陈秀敏返回唐山的时候，杜明艳仍在育红学校打发自己的童年。随着毕业的孩子越来越多，石家庄和邢台的育红学校进行了合并。在石家庄又生活了两年后，8岁的杜明艳回到了唐山。

　　按政策,返唐的孤儿分亲属带养和单位抚养两种。杜明艳和姐姐被三姨领养，从无忧无虑的集体，瞬间切入“家庭生活”。这段特殊的经历，也奠定了她敏感、要强的性格。

　　现今，她在唐山一家医院的后勤部门工作。作为一名15岁男生和一个一岁半男孩的母亲，她和丈夫的双亲都已去世，每天不断在工作和照顾家庭间无缝切换，忙得像个陀螺。

　　地震四十年，杜明艳已入不惑之年，但她依旧感觉迷茫，甚至有了抑郁倾向。

　　“孤儿永远是孤儿，父母不可能重生。”杜明艳说，当自己挫折、无助时，常想要有父母陪伴该有多好，哪怕对方瘫痪在床，只要活着，自己的心就会沉静下来，就会有归宿感。

　　地震三十周年时，唐山孤儿们曾集体回邢台看望当年育红学校的老师们。此行中，杜明艳与当年照顾自己的董阿姨和周阿姨重逢，并称她们为“妈妈”，之后逢年过节，总去探望。只有那时，她才有家的感觉。

　　可没过几年，周妈和董妈都走了。

　　“爸妈，你们要活着该多好。”有时骑车上班，杜明艳也会如此默念。因为父母早逝，她始终在寻求某种归属和寄托。但恰恰因为无所依靠，最终只能故作坚强。

　　不久前她发烧，因坚持母乳喂养不能服药。卧病在床时，她在疼痛之间默默告诉自己，“一定会退烧的，明天一定会好起来”，想着想着，不禁落泪。

　　她常像游戏读条一般，不断给自己打气：“已经熬过三分之一了……还剩二分之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坚持的信念。

　　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杜明艳已看过多遍。张静初饰演的“唐山孤儿”，有着与杜明艳极为相似的命运。但在杜明艳看来，“张静初”比自己幸运，起码她最终找到了生母。

　　汶川地震时，有电台请她去做直播。她在电波里向汶川孤儿们喊话：“虽然我们失去了父母，但会有更多的父母来关心我们。”

　　其实，她这话是说给听众听的，她在试图呼吁，社会应给予地震孤儿们更多心理层面的关爱。

　　除了曾在唐山截瘫疗养院做了多年志愿者，并获“唐山市扶残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外，她还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为依靠低保生活或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和孩子捐钱捐物。汶川和玉树地震，她也通过红十字会各捐了一千元。去福利院当一名教师，是她现今的梦想。

　　跟踪拍摄唐山孤儿多年的摄影师常青介绍，现存唐山孤儿们因长期缺乏家庭管束，十有八九都很有任性，很多人都遭遇了离异。

　　地震虽已远去，心底的余震却并未随之消减。

　　四十年后，陈秀敏已逐渐从痛苦中走出，但她对打雷的恐惧，从地震当天延续至今，只要打雷，便不敢一人在家，总要往邻居家跑。

　　四十年后，杜明艳仍心存幻想，希望某天一开门，有个老人站在门口对自己说：“老闺女，妈回来了。”

关键词：地震,抗震,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