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北京：长安街的国家成长记忆

　　极具政治意味的规划

　　1949年，苏联专家在设计方案中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反对这种规划思路，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比如“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建议在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

　　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中，阐述了当时决策的原因：“当时中央机关急于建设办公用房，而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成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等各部办公楼。”

　　无论这个决策正确与否，建国后的长安街，一系列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相继建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建筑正是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按照传统思想，纪念碑的正面应该朝南，以便与都是坐北朝南的故宫、天安门、前门保持一致。周恩来认为，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群众从城市的其他地方经过这里。他们进入广场，多是集中在广场北部，应当让人们一进入广场就看到纪念碑的正面。建筑师们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反中国碑石的建筑传统，面向天安门，面向长安街。

　　长安街真正彻底改头换面是在1958年筹备国庆10周年之际。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毛泽东指示：改建天安门广场，气魄要大，要使天安门广场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当时“十大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沈勃曾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天安门前的马路要一百几十米宽，能够同时通过120人横列的游行队伍。经过数万建设大军夜以继日的艰苦努力，在国庆10周年前夕，按照上述标准改建的天安门广场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与此同时，长安街两侧又增加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一批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自此，与之前建设的各个部委大楼一道，长安街成为一条以政治形象而闻名于世的著名街道。

　　国庆10周年后，规划中的大剧院和科技馆还没来得及建设，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国力有所恢复，长安街的规划再度提上日程。1964年，长安街规划会议召开，等到形成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又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要求“长安街建设暂停”。

　　“文革”十年，长安街沿线建设基本停滞，总建筑面积不及1959年十大建筑的五分之一。但在这段时间里，并不意味着弱化了长安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从天安门前红色的海洋到人们臂缠黑纱送别总理；从尼克松访华时组织的欢迎人群到人们自发的“四五运动”，作为政治符号，长安街成了“文革”期间重大事件的见证地。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长安街上的建筑标准也在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有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则为17%。这也引起了许多城市规划者的不满，引发的矛盾终因“东方广场”的建设而骤起。

　　位于东长安街，距离天安门仅1200米的东方广场是李嘉诚投资的当时亚洲最大的建筑群。原来设计的楼高是80多米，比规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天安门高度仅38米，人民大会堂最高不过40米，东方广场如按最初高度设计，按一位规划师的说法，其他建筑就都成了“孙子辈”。问题最终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大厦被下令停工，重新论证，“一整栋建筑变成三组，高度分别定为5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作了再一次妥协，把高度降低为48米、58米、68米。”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董光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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